這裡聽不見狗吠聲或命運的腳步聲。 歷史老師鬆開衣領對著作業簿打呵欠/辛波絲卡。

2014-05-29

生命如此瑣碎15。



新聞配上其中一個死者的照片,他站在風馬旗和尼瑪石旁邊,背對鏡頭,對著遠方的山峰高舉右手,青春曾經如此不可一世。

和他差不多的年紀時,我也站在這裡過,心想人生沒有什麼不可得,只要我願意,旅程就能夠一直走下去,6000公尺稀薄的空氣稀釋不了對未來的自信滿滿,有什麼可以擊垮自己呢?

直到,妹妹驟然離去,才恍然大悟,原來生命還是有極限,死亡就是極限。




那天下午有人傳來一張血跡斑斑的捷運車廂照片,接著傳說三個乘客送到醫院前已經沒有生命跡象,聽說兇手喝酒了,聽說兇手只是大學生,傍晚消息確定四個人死亡,原來兇手沒有喝酒,原來兇手有名有姓,他叫鄭捷,他只是在做一件大事。

消息像水球般一個一個砸過來,我們滿身狼狽,怎麼也想不通上電梯會靜靜站在右邊、乾淨的甚至找不到半點小紙片、寧可站著也不會佔用博愛座,總是那樣歲月靜好的像條鄉間小溪的台北捷運,會突然捲起千層大浪,我們的信念瞬間在一葉方舟上搖搖晃晃。

不知所措,我們高喊處死鄭捷;死刑還不夠,我們又怪罪廢死聯盟,再接著怨他的父母;一個年輕人是怎麼走到今天這地步?他的大學說是不夠愛他,他的父母推說沒有女生愛他;媒體層層推演,仔細在他的人生裡找蛛絲馬跡,原來他中學時就要殺人,只是沒有人認真聽他說。整個社會眾說紛紜,胡亂猜想,卻只有一個被父母遺棄的孩子,認真的去問為什麼?他想親口聽鄭捷說,家境這麼好為什麼要做這種事情?只有他去了。

多可笑。笑了笑,哭了。




我在淚水中想起2012年。

記得2012年冬末初春,在台灣的我們迎來北國的悲傷訊息:一個年輕的男孩殺死了兩個女生,其中一個是男孩又愛又恨的,另一個只是湊巧趕上死亡。這是第一次我們措手不及,都還來不及憤怒,還來不及用言語將他千刀萬剮,男孩竟迅雷不及掩耳地自殺了。

同一年,我告別當時看來已是烏烟瘴氣的台灣,往前飛,不過一轉眼,我在盛夏伯林得知妹妹得了一個孩子,丟了一條命。於是一路飛回來,在解剖台上見她最後一面。

當時檢察官告訴我們要查死因,一再告訴我們可以提告,被害者保護協會打電話來說要協助,怎麼一家子前一天還滿心歡喜,睡覺起來成了受害人。娘哭著說沒有什麼好告的,妹妹正值得意之時,沒有一種賠償賠得了她的燦爛人生,而一個孩子已經失去母親,怨天恨地也沒辦法灌溉一株幼苗長大。

只有愛才能讓人堅強而善良的好好活著,當時,我們是這麼想的。


老實說我恨鄭捷,他拿著兩把刀子劃過的不只是四條人命,他的行為擊碎的不只是五個家庭,從三月到現在,這麼多和他一樣年紀,出身相仿,學歷雷同的年輕人在街頭上持續為著台灣僅存的小確幸努力奮戰,他一個下午毀去全部,手起刀落,一絲不剩。

然恨和指責很快會失去分寸,接著會變得荒謬,很可能另外一個悲劇會迫不及待來接手。

人死不能復返,留下的是幸存者和無辜者的試煉。

我們都是幸存者,也許在某個不順遂的時候得到一個慰問,對人生質疑的當下有人給了當頭棒喝,生養的孩子們雖然叛逆倒也守秩序,出門時發現自己得先繞路去買個什麼,又或者剛好抬頭看見一個瘋子拿刀子出來所以倉惶逃開了。還好我們和我們愛的人沒有誰成了拿刀子的鄭捷,還好沒有人的生活走到這一步。

我們都好無辜,承受著這場殺戮之後的憤怒、猜忌還有恐懼。從今而後我們該怎麼在這裡安心生活,站在彼此身旁,擠在同一個車廂裡時不互相提防?

當挪威人面對一個極右份子多走77條性命時說:「他奪走我們的玫瑰,但帶不走一整個春天。」

張正翰的同學說他是暖男,始終笑臉迎人跟你打招呼;解青雲的父母說他孝順有禮貌,是向觀音求來好兒子,他們生前都這麼善良,有著我們共同引以為傲的所有特質。讓鄭捷死不難,可是我們該記得的不是他帶給我們的憤怒,而是張正翰和解青雲曾經的美好,否則,我們就算活著又該以何為繼?


2014.05.29,零零雜雜的感想,交織這兩年對死亡的記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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